所谓法家当时并不是统一的学派，法家一词是后人的分类，先在可以考证的是汉书文艺志的分法，一般来讲当时主要分为这样几个主流，一派是商鞅一派，也就是商鞅和他的后继者，而商鞅则是受魏国李恢的影响，这一派是由最早的一批社会改革家实干家们发起的，也是成就最辉煌的一派，可以说是法家的主流，另一派由老黄之术发展而来，代表人物是韩国申不害，它强调法制和赏罚的同时还十分注重“权术”的应用，另一派是由儒家发展而来，也就是荀子一脉，荀子虽然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但是却带有鲜明的发家倾向和实干家的风格，也正是他法家倾向，这位孔孟之下最大的儒者被最后赶出了孔庙，他的学生李斯和韩非都是法家的拥护者，其中一个成为法家学术的集大成者，令一个成为商鞅事业的继承者，并倾其一声精力和企图控制秦国政权的儒家势力进行斗争，维护秦国的法制。
在当时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是儒家，墨家；同时还有道家，这三家的特点是先有理论，然后再实践（如墨家），实践后发现理论上的一套根本行不通，所幸不去实践只是一味空谈（如儒家），或者说不用实践就知道自己的一套行不通，所以根本就不屑实践（如道家）。最后的结果是墨遭到了统治者的镇压和迫害，道家最终远离的现实社会，儒家却成功抛弃了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后成为统治者愚民政治和士人谋取地位的工具，从而生存下来。
而法家则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是解决社会问题和国家求富求强的不二法门，无论是道家纵横家儒家，当最后处理实际问题时成功者都是法家的拥护者，其中包括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儒家学派的实干家荀子，然而这种实干却使荀子和他的学生们最终走向了儒家的对立面，他的学生李斯就是“焚书坑儒”事件的策划和执行者（这件事据先在考证并没有史书上说的那么骇人听闻，小子个人认为，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法制对少数反动文人和政治投机分子的镇压而已）。
尽管儒家理论在事件上是完全行不通的，但尽管是战国时代，儒家仍然是学术界的主流，其中一个原因是主张维护一个稳定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阶级的特权制度，并用种种道貌岸然的理论为之正名，从孟子见齐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儒家政治的龌龊不堪，人家已经说到自己“好乐”、“好战”、“好色”了，某位 “鸭剩”先生还是，博古论今为人家说好话，话说得堂而皇之，实际上这已经是在出售儒家的传统和个人的人格了，既然有人已经不要脸到如此地步，齐王自然也不吝惜自己的赏赐了，孟子就是凭借这种所谓“不见权贵”的品格，在众多君王贵族的赞助下，坐在庞大的车队里，在门生的前呼后拥下，四处旅游玩乐，过着“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幸福生活。
正是儒家的这种成就是无数人趋之若鹜，兵家的亚圣吴起就是凭借儒家的关系才得到进身之阶，从而在鲁国展露头角，从而开始自己传奇而辉煌的一生，尽管他认为才是治国强兵之道，但在未出人头地的时候，也不得不依仗儒家的势力。当然向吴起那样的人才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儒家学者都是空谈和专营之徒，没有吴起那样一旦成名就和儒家分道扬镳的能力和勇气。
当时儒家的组织形式基本上和现在的传销组织一样，首先一个知名的儒者把一些有志于当官发财的人组织起来上课，进行洗脑教育，然后这些人在当官后要拿出自己俸禄和贪污受贿的钱来孝敬师长，一些比较出名的弟子也可以招收下一级的弟子，也就是发在“下线”，下线在发展下线的下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这个网络巨大的影响力，和不遗余力为当权者添屁股的精神是投身这一组织的人员很容易当官发财，唯一和现代传销组织不同的是，这种组织是受统治者支持的，因而发展十分迅猛，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春秋晚期和战国初年，及其繁盛，虽然受到墨家的反对和道家的讥讽，但是由于墨家反对等级制度和同情下层人民，以及道家主张社会倒退，都不受统治阶级的支持无法挑战儒家的地位。
但是进入战国时期后，国与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迫切的需要一种有效的方法来提升国力，而儒家显然无能为力，这种组织只能产生空想家，投机者和贪官污吏，于是在战国中叶，一系列伟大的改革家实干家等上了政治舞台，李恢在魏国，邹纪在齐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申不害在韩国，这些人的出身和之前师事的学术各不相同，但是实践中却殊途同归，形成了一套相同的治国方法，最后这些实践成果被理论化，最终形成了生机勃勃的法家学派。
选择法家政治对各国的统治者和统治阶级都是一个及其痛苦的选择，除非国家处于危难之中，否则没有人会放弃恭敬顺从，以愚民为己任的儒家，而选择刻薄冰冷，桀骜难驯的法家。法家的政治家们认为应该按照才能和贡献来确定国家的等级和地位，这就用竞争的机制粉碎了很多人幸福的美梦；法家的政治家们认为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唯一手段，而且主张对社会上的一切成员包括最高统治者本人实行冰冷的法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法家是主张社会平等的。
对统治阶级来说，和专门讲究“忠孝”和特权的儒家来比，法家政治简直一群冷酷的暴徒，统治阶级在任用法家政治家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的扶植着儒家的势力，如魏文候在重用翟璜、李悝、吴起、西门豹这样的实干家的同时，以师徒之礼供养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这些人都是当时儒家的知名人士，在魏文侯死后，魏国已经十分强盛了，开始对法家的实干家们进行清理，最终导致了吴起、商鞅等人的出走，之后的几代国君都在和当时儒家的代表们勾搭，这也是“鸭剩”孟子一次又一次的见梁王的原因。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唯一标榜法家政治的是秦国，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位在当年推崇韩非著作的家伙也开始和儒家们眉来眼去，为维护秦国的法制传统，李斯为首的法家政治家与儒家的投机者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和论战，并抓住儒生们诽谤秦始皇的机会，实施焚书坑儒，有效的震慑了儒家势力的疯狂反扑，沙丘遗诏的篡改，很可能也是因为法家政治家们对日益和儒家势力蛇鼠一窝的太子扶苏的担忧的结果。
到汉朝的时代，国家的统一使战国时期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消失了，于此同时，法家政治也逐渐的撇弃，汉武帝时，尽管他也认为法家才是强国之本，但是还是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这位先生不仅是儒家的大儒，而且还是阴阳学家和伟大的预言家，尤其擅长根据自然灾害预测人间祸福，尽管他的预测结果在他的学生没有看到文章署名的时候，也大骂是胡说八道。据说这个董先生喜欢读春秋，所以建议汉武帝把《春秋》作为审案断案的依据，用历史书来断案，果然是极有见地，遗憾的是他不喜欢《金瓶梅》，不然法庭上可生动有趣的多，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遗憾。
法家永远是不受统治者欢迎的，因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践踏法律，任人唯亲是统治的一大乐趣，对于官员们来说，尸位素餐和贪污受贿是唯一目的，然而法家的很多制度和习惯和保留了下来，法家的最大失败就在于它把国家利益放在了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个人利益之上，而中国最大的失败就在于把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
PS:好文！实在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堪称精辟。真是希望能多有些有识之士交流啊~“对于中国的统治阶级来讲，特权是第一位的，社会发展是第二位的。”确实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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